逝者｜袁隆平：希望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解脱出来- 原创 周华蕾 曾鸣 南方周末 2021-5.21

2019年开始在黑龙江海伦市伦河镇开发种植七不“寒地黑土富硒”香稻大米...2021年黑龙江海伦七不水稻基地实验种植小黄姜。
七不”种植是明安农业、明德CSA生态姜园首创的良心生态农业种植理念。七不是指：不用化肥、不用农药、不用农膜、不用除草剂、不用添加剂、不用转基因、不杀生！ 生姜养生不杀生,是符合戒杀生以惜物命，慎剪伐以养天和的自然之道。
明安心农人遵守践行“但存方寸地，留与子孙耕”,” 一切福田,不离方寸;从心而觅,感无不通“的古训。心地上用功夫，内外耕耘，用尽善缘，断诸恶缘。顺应天道与人心种姜做姜品。天时 地利 人和,因缘和合结善果！
明安心农人对自然敬畏，对人文生态精心呵护,关注乡村,热爱环保,与自然合作,以土地为生。明德惟馨、安生乐业！

▲（新华社/图）

全文共4858字，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

• 袁隆平第“N+1”次说起禾下乘凉梦：“我梦见我种的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，穗子像扫把那么长，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，我和我的朋友，就坐在稻穗下乘凉。”

• “我有一个更大的希望，是将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解脱出来，农民越少越好。农民多了，小康不起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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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南方周末记者 周华蕾 曾鸣

南方周末实习生 袁幼林

责任编辑｜叶伟民

据新华社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，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袁隆平，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，享年91岁。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，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，被誉为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。直到今年年初，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。

时光倒流70年，袁隆平还是个农校的大学生。早晨爱睡懒觉，总是到紧急集合铃了才腾地起身，铺盖也不叠，一边扎裤腰带，一边往操场跑。同学们送他评语：自由散漫。

他打小贪玩，没少挨父亲板子。偏科很严重：喜欢地理、化学和外语，能拿高分，直到他成了年过八旬的老头子，飙英文的习惯也没改过；写作文套用过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”，挨老师狠狠批过，从此再不爱用老八股；数学一塌糊涂，及格都得奋力挣扎。

最杰出的才华表现在游泳上，拿过湖北省第二名，可惜一次关键比赛前饕餮吃坏了肚子，被国家队永远地淘汰了。

几十年后，他是中国殿堂级科学家。单位门口的大路乃至银河系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；有农民自发为他塑汉白玉雕像；尽管他本人再三强调不是熊猫，下至农民上自总理，都封他是“国宝”。

他的事迹上了小学生语文课本：杂交水稻之父——袁隆平。

南方周末2011年度盛典上，钟南山院士为袁隆平院士颁奖，这段两位院士罕见同台的视频，后被网友在2020年翻出来以致敬这对“医食无忧”组合。

以下文章和访谈首发于2012年9月20日，今日重刊，以寄哀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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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过路财神”

 

袁隆平眉毛高挑，一笑起来更成了眯缝眼，身板瘦而硬朗，爱穿个衬衣，扎进西裤里。他身体不错，用行话说，叫“后期落色好”。最大的毛病是抽烟，一根接一根，喉咙不大好。

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后，“国宝”袁隆平再也自由散漫不成了。拿他倒苦水的话说：人怕出名猪怕壮。

被欢迎、被围观、被合影是生活的常态。他最怕兴师动众，偏偏每到一个地方，市长县长什么的全出来迎接，“说我什么欢迎莅临指导呀，很麻烦”。不过面对蜂拥向他求合影求采访的人群，他又总能挥着手淡定地hold住全场：one by one, one by one（一个一个来）。

2008年，袁隆平带着老伴邓则去逛车展，被一个“满哥”（年轻小伙，湖南俚语）认出来，现场立马炸锅了。他在一辆奔驰敞篷车旁多流连几眼，互联网上就掀起了一场讨论。不过持“仇富不仇袁隆平”的人占了上风，“别说买车，买飞机都理所应当”。

最后身家千亿的袁隆平买了一辆5万多的吉利熊猫，消息一出，网友被感动了。而这汽车的主要功用，不过是供他开车去离家1.5公里外的稻田查看水稻，平时根本不上街。

事实上，袁隆平对挣钱这事压根不上心。他对财富葆有相当的平常心。很快，他把隆平高科的董事也辞了，埋头搞他的科研，“我就是个过路财神”。

2

 

饿出来的科学家

 

1930年，他生于一个书香世家。家里六兄妹，“隆”字辈，他排行老二，乳名“二毛”。

二毛在武汉念教会学校长大。很多年以后，这位农学大腕把这归咎为一次误会。那是小学一年级在汉口，老师带孩子们去郊游，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。“花好多，在地下像毯子一样，红红的桃子满满地挂在树上，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”。

农村给他的印象过于美好，直到1952年，他作为农学院的学生去土改，住进农民家了，才知道真正的农村“又苦又累又脏又穷”。

1953年，袁隆平毕业了，被分配到湘西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校当老师。他在地图上找安江，半天没找到。他拿第一个月工资买了把小提琴，在偏僻的乡下打发时间。

当时中国全盘学苏联，别人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都得诺贝尔奖了，中国还在学前苏联，搞无性杂交。

袁隆平说那时的自己是“迷途羔羊”，后来他就看孟德尔、摩尔根的遗传学（当时的唯心著作）。孟德尔所发现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，奠定了日后杂交水稻的理论基础。

“最初搞无性杂交，闹了许多笑话；搞小麦，没前途；搞红薯，感觉是个搭头。转过来开始研究水稻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老天爷在我面前摆了一株特殊的水稻，让我看到了。”

43岁这一年，袁隆平及助手育成三系杂交水稻，将水稻亩产量由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。这个中国自主产权的成果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。

3

 

光环之外

 

1996年，他开始主持研究超级杂交水稻。他的目标是90岁以前，让水稻亩产超过1000公斤。

他的理论基础是，“如果我们能把光能利用率提高到2.5%，那么水稻亩产1500公斤是没有问题的。”

2011年，他的攻关超级稻亩产达926.6公斤，2012年希望达到940公斤至950公斤。

潜增长越来越慢，袁隆平形容这是“矮子爬楼梯”，一点一点来。当旁人都为能否达到阶段性目标紧张不已时，他却一点也不介意对媒体笑嘻嘻地说：如果达不到，那牛皮就吹大咯。

2007年，袁隆平被授予“影响华人终身成就奖”等多项荣誉。他是个不愿退休的老头子，日常行程是全国各试验基地间飞来飞去，长期下地工作，被晒得像个非洲黑人，绰号“刚果布”。到了79岁那年，他说自己老了，终于开始戴遮阳帽下地了。

光环之外，生活中的袁隆平截然不同，诙谐且充满自娱精神。他很介意自己被“高大全”了。在不啻于“成千上万”次采访中，他表现得像是个曝料的——

别人恭维他会拉小提琴，他说：高手是后面弹钢琴的，我是个南郭先生。

在长沙住了大半辈子，他如是介绍这座城市：北京是首都，长沙是“脚都”，四分之一的自来水都是洗脚水！

媒体一让他谈转基因他就头大，理由并非敏感话题，而是“我已经谈了不下100遍了”。

有时老头子来了兴致，还拖住记者陪他一起打麻将，不赌钱，输了的钻桌子，“有一次他们想把我钻桌子的镜头拍下来，可我身手麻利，一下子就钻过去了。”

4

 

不能躺在功劳簿上

 

骨子里，比起商人和官员，袁隆平更像一个农民。“我不愿当官，不是做生意的人，又不懂经济。”

功成名就后，有人劝袁隆平“退隐”，认为他完全可以“躺在功劳簿上”了。“我说不满足，就算失败了至少也还有教训。”他说。

后来，这位科学家还是拗不过，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。许多大会小会，他情愿“躲”过去。前些年，每逢开会他就请假，以至后来每次通知他开会的政协工作人员主动发问：袁老师，这回请假吗？

2012年“两会”，他为农民提案。他提出《关于粮价的建议》：国家应该把石油补贴的钱补给农民，认为国家要对粮价政策作出根本性改革，建议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，然后以平价出售粮食。

“现在农民的收入太低了，农民可怜啊！”袁隆平说。

农民更愿意抛了荒去打工，农村空心化愈发严重。袁隆平也意识到现在学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。“我参观过很多现代化的农业博物院，南瓜有几百公斤重、甘蔗有两层楼高，这些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，小学生也会感觉很有意思。”说这话时，他想起了童年参观的资本家园艺场。

2012年8月31日，面对蜂拥向他的四家媒体，袁隆平第“N+1”次说起禾下乘凉梦：“我梦见我种的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，穗子像扫把那么长，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，我和我的朋友，就坐在稻穗下乘凉。”

这个梦境2011年被福建省作为高考作文题了。

5

 

“希望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解脱出来”

 

南方周末：1994年，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·布朗出版了《谁来养活中国人》一书。他在书中预测：到2030年，中国人口将达到16.3亿左右， 需要粮食6.51亿吨，届时中国粮食生产将下降到2.73亿吨，需要净进口粮食3.78亿吨，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粮食短缺和粮价暴涨。他得出结论，没有哪个 国家能够养活中国人。您对此怎么看待？

袁隆平：布朗，我在加拿大开会时曾经见过，他不认识我。我们吃饭时坐不同的桌子。布朗是出于好意，以一种Wake up Call（警世的呼唤）的精神，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。但他最大的弱点，是对科技进步对提高农作物生产力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。他写书的时候，还不知道我们中国要启动超级稻计划。

2011年，我们的粮食总产量是5.7亿吨。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则显示，中国粮食库存占消费的比重超过40%，大大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17%-18%的粮食安全线。中国现在拥有1.5亿吨至2亿吨的储备粮，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倍。面对布朗先生的提问，我们可以郑重地回答，“中国人不仅能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，而且还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。”

南方周末：您认为该如何提高目前中国农民的种粮效益?现行粮食补贴政策还需做怎样的调整和改进？

袁隆平：有一次我们去验收超级稻，有个农民跑来对我说，“袁老师，我看到你好高兴啊！但是我们也有怨气，你让稻谷增产，可稻谷多了价格又下来了，我们还是不赚钱。”谷贱伤农啊！

我要提一个意见，一方面要出台更多的惠农政策，要加大扶持的力度，最低保护价还要提；另一方面我建议粮食补贴的方式要改变，现在是按照亩来补， 种一亩田有良种补贴、农机补贴等，但是高产、低产给的补贴是一样的，农民就没有积极性。最好的办法是，给与种粮农民按售粮的多少进行直补，即国家以较高的价格收购粮食，再以平价向市场供应粮食。这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高了，因为他们所产的粮食越多，利润也就越多；同时，市场上的粮价也不会上涨。

南方周末：您曾多次呼吁，发展粮食生产必须靠“三良”——良种、良法、良田，这其中的良种和良法都脱离不了科技人员的努力。但这么些年过去了，农业科技人员的待遇和境况没有太大的提高；另一方面，现在的农业科技人才越来越不愿意下地了。您认为如何改善这一状况？

袁隆平：杂交水稻研究是一项远大的事业，需要代代有传人。从1987年开始，我把多项奖金捐出来建立基金，资助科研人员。

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后，我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中国争取到了生物学奖学金资助名额。有人担心人员输送出去不回来。我认为要把眼光放长远点，只有把人家先进的技术学过来，才能把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。让他们都窝到我的手下，受着我个人的思想束缚，怎么超越和发展呢？

研究中心队伍30-40多岁的人都成长起来了，他们都能专心致志地搞研究。也有人总想往大城市跑，想升官发财，想下海做生意等等。人各有志嘛，不能强求。说句老实话，谁如果献身农业，却要想成为百万富翁，或者地位很高的什么官，是不可能的。

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，我培养研究生并不太看重分数，就看他肯不肯下田。实验室和电脑前的工作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下田，顶着太阳，趟着泥水，下田，实干，实践出真知。培育新品种是应用科学，书本上、电脑里种不出水稻！

南方周末：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，您是如何看待城镇化、农村空心化和农业发展的矛盾？

袁隆平：因为城镇化，肯定有一些农民会失去土地。国家有政策会给他补偿，补偿之后会安排就业。我有一个更大的希望，是将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解脱出来，农民越少越好。农民多了，小康不起来。如果农民通过利用我们的先进技术使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，就可以在确保粮食总产量的前提下释放一部分农村劳动力。我希望我国发展现代农业，至少让50%的农民走出田头。

南方周末：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里专门提到如何发展民族种业的问题，将之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，但我国种业的发展情况并不乐观，一方面种业公司多达一万 家，小多乱杂；另一方面，国外的种子公司来势汹汹，甚至已占有90%的蔬菜种子市场。您认为在现有情况下，种业发展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 位？

袁隆平：种业国家把它定得很高——是国家战略性、基础性的核心产业，它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。这个种子，原来讲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载体，现在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芯片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，相应地影响到杂交稻制种业。2008年，杂交稻制种面积从2006年的150万亩减少到80万亩。这种形势影响到 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，而杂交稻减少的话，那么国家粮食生产面积就得不到保障。粮食安全中有个种子安全的问题，种子安全中有个种子储备的问题。国家要有 20%的种子作为战备种子，以防不时之需。否则，遇到天灾或其它风险，国家的粮食安全必将受到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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